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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朗陵园养备动时天不能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发布时间:2020-02-24 21:02:49浏览量:

在中国古代一片崇信天帝鬼神的大合唱中,始终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声声高昂清越的独吟。虽然有些寡不敌众,但依然努力抗争;虽不免曲高和寡,但总给沉闷的气氛中带来几分生气。这是一批以荀子、王充等人为代表的无神论思想家的声音。在长寿养生思想方面,他们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论述。

荀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前期,他第一个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在荀子眼中的天,就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万物等自然事物和现象,本身无所谓意志,也不受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影响,它们完全循其固有规律而运行变化:“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为天职。”《萄子·天论》出于这种思想,荀子认为生命也是这样自然产生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

“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万物包括人的生命由于天地和合而生,又由于阴阳相接而运行变化,天地阴阳就是生命活动的本质和基础。这些认识与老子、宋钘、尹文的道和精气学说很相似,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神秘色彩。老庄在天道无为面前束手无策,悲观厌世,但荀子却在这里看到了天道和人道的区别:“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的至人是明白天道不同于人道这个道理的人,而老庄的至人却是法则天地、与天地同寿的仙人,二者的区别再清楚也不过了。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辩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瘭,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就这样肯定了欲念—其中当然包括追求长寿欲念的合理性,只是他认为:如果让这些欲念完全不受遏制地极度膨胀,势必造成社会动乱,因此必须以礼法加以调整大朗陵园

荀子人性本恶的看法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来的天、人之道既然有区别,人的生命状况就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行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是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在这个基础上,荀子又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的推论虽不严谨,但结论却颇有些惊世骇俗:世人不是把天当作全知全能的神,就是把天当作无为无不为的自在之物;一说到天,没有不顶礼膜拜心存敬畏的。但荀子却公然要把天当作畜牲一样养起来,让它为自己驱使服务!

由于荀子对天道、人道、生命持这样的看法,所以他对寿考养生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扁(通辨)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舜。”荀子认为人所以区别于草木禽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有辨别、思维能力;人如果拿这种能力来治气养生,就可以活得比彭祖还长。不过荀子并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死,尽管可以把天当作畜牲为我所用,但天毕竟不能变成牲畜。因此荀子认为人的目的应该是有限的:“夫骐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其折骨绝筋,终身不可以相及也;将有所止之,则千里虽远,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胡为乎不可以相及也!”

荀子认为寿命的关键在于“全天功”、“圣人清其天君(心),正其天官(感官),备其天养(衣食之类),顺其天政(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回报),养其天情(人天然具有的喜怒哀乐之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成为天地的主宰)而万物役矣。”这样,就自然可以使养生达到适度,这就叫做知天了。顺天就能胜天,掌握规律就可以运用规律,荀子的思想还真有点辩证法的味道。

要达到这种境界,荀子认为必须掌握两个标准,一个原则。两个标准,一是和,二是通,这都是针对生命的基础气的运行状态而言的。一个原则则是行必由礼。在荀子那里,礼带有规律的意义,荀子主张用这样的礼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生理活动,损有余而补不足。他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下面这段话中: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心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傈弃则熠之以祸灾,愚款端慇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慢;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认为性本恶,主张通过后天教育使人向善,重教尊师,所以在养生方面,他也提出“莫要得师”:“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两汉是有神论哲学和无神论哲学都得到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两派哲学指导下的长寿养生思想各自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无神论思想家中,桓谭和王充的长寿养生思想是最值得注意的。

桓谭约生于公元前40年,死于公元32年。面对秦皇汉武以来日盛一日的求仙求不死之风,桓谭讽刺求仙的人是“贪利长生”。他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新论·形神》,以下引《新论》只注篇名)谁想改变这个规律,只能说他愚昧无知针对神仙方士那种认为只要“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的论调,桓谭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形神统一观基础上的寿考养生思想。桓谭开天辟地第一次提出了形神统一而不可分离的生命观。有了形体生命,同时就有了精神,“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既然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当然也就无所谓灵魂不灭,也谈不上可以“养神保真”而致长生不老了。

桓谭巧妙地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抑嗜欲、阖耳目”、“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老,那么,树木“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槁朽囊。人虽欲养,何能使不衰?”这是因为生命是精神和肉体的统一,肉体衰老死亡,精神也不能使之恢复青春,正如腊烛燃时有烛火,但火却不能使腊烛的灰烬死而复燃:“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因此,桓谭认为:人是可以通过医疗、养生等手段延长寿命的,但最终仍然不免于死,不可能永远活下去,因为“本(形体)尽者亦无以.今人之养性,或能使堕齿复生,白发更黑,肌颜光泽……至寿极亦独死耳。”

桓谭认为人能否长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先天体质强弱,二是后天爱养适度:“古者平和之世,人、物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后世遭衰薄弱气,嫁娶又不时,勤苦过度而以身生子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天卒。”生命的基础是气,禀气美而盛身体就强健,禀气衰弱身体就单薄;早婚早育、劳累过度,就会导致气血不足,筋骨不强,以至只能活到本来可以活到的岁数的半就天折了。先天个体差异虽无法改变,但只要后天爱养得当,就可以延年益寿。桓谭的一位朋友曾问他:“老子恬淡养性,致寿百数,今行其道,宁能延年却老乎?”桓谭作了肯定的回答:“〔人〕虽同形、名,而性质、才千乃各异度,有强弱坚脆之姿焉。爱养适用之直差愈耳。譬犹衣履器物,爱之则完全乃久。”

怎样爱养呢?桓谭一方面主张“遭邪伤病”时应及时求医、调养,另一方面主张通过保持精神和生理卫生,促进身体健康,这样就能实现长寿的愿望:“人即禀形体而立……其肌骨血气充强,则形神枝而久生,恶则绝伤。”这就好像腊烛“皮有剥铭,乃抉持转侧,火遂度而复。则维人身或有亏剥,剧能养慎善持,亦可得度。”

王充(公元27-100?年)继承了桓谭形神不可分离的观点,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发展了先秦以来“元气生人”的思想,认为人是禀受了元气中最细微细致的“精气”(又称“元精”)而生:“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但他否认人与万物是天地有意降生的说法:“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每个人都不过是父母偶然“合气”生下来的,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参与其间呢?

既然生命不过是父母偶然合气所生,生命的基础是精气,因此,人的体质、年寿也是由气决定的:“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天之命,以立长短之形,……人体已定,不可减增;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为什么人会有强弱寿夭之别呢?王充解释说“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天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蚤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王充这里所说的命、性,和荀子所讲的“天命”相似,完全是一种“自然之道”,即客观规律、必然性的意思,毫无宗教神学色彩。

从年寿命定的论断出发,王充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谁都不免于一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那么,人的寿命究竟有多长呢?王充认为大约人应该活到一百岁左右,百岁是一个人年寿的“正命”,不到一百岁就叫做“非命”,非命也是命。为什么“以百为寿”呢?王充回答说:这是由观察人世得知的,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不是都活到百岁左右吗?

有许多人认为:古代的人长大佼好,都能活到百岁左右;近世之人短小丑陋,天折早死。如道家、《黄帝内经》、《春秋繁露》等都持这种看法,还把上古之人作为标准的人生模式王充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古今之人同样是禀赋天地元气而生,“元气纯和,古今不异,则禀以为形体者,何故不同?夫禀气等则怀性均,怀性均则形体同,形体同则丑好齐,丑好齐则寿天适。……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

总之,王充认为: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都应能活到一百岁左右。一百岁就是人的自然寿数。在这里他运用的是经验(书本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方法:既然人们所知道、所见到的长寿者可以活到百岁左右,所以百岁就是寿限。也许人们会哑然失笑:这算什么回答?的确,似乎并没有回答。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科学还相当原始的时代的无神论者王充来说,他也只能拿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来作为论据否则他就只好求助于“神”来解释了。其实,直到今天,现代科学尽管从细胞分裂的次数,从性成熟与年寿的关系、从基因变异和误差累积效应等等许多角度出发,去研究“人的寿命究竟有多长”这个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科学假说。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不认为王充认为年寿是由自然规律(命)决定的说法是一个光辉的科学成就了:“圣人禀和气,故年命得正数。气和,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长寿人。百岁之寿,盖人年之正数也,犹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成熟)后秋,则亦如人死或增百岁或减百岁也。”

总之,人的强弱寿天在王充看来丝毫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完全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他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所谓人可以“长生不死”的说法。“如得善道神药,形可变化,命可加增”吗?不对!王充驳斥说:形不可变更,年不可减增,命中只合升,走遍天下不满斗。为什么呢?“形、气、性,天也人以气为寿形随气而动。……形不可变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验之?人生能行,死则僵仆,死则气灭形消而坏。禀生人形,不可得变,其年安可增?……故人老寿迟死,骨肉不可变更,寿极则死矣。”因此,想要像仙人那样自生毛羽,千岁不死是不可能的。

像老子那样“恬淡无欲、养精爱气”、“精神不伤”就可以“寿命长而不死”吗?否!王充回答说:假如真是这样,老子不是应该直活到现在了吗?“夫恬淡少欲,孰与鸟兽?鸟兽亦老而死。”如果说鸟兽也像人一样有情欲,不足为凭,那么,无情欲的草木为什么春生秋死呢?“草木无欲,寿不逾岁;人多情欲,寿至于百。此无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寿也。”所以,老子的恬淡无欲和长寿不过是碰到一起的一种偶然情况而已。辟谷能够长生吗?否!王充用人体构造为依据,指出人生而食饮之性顺此性者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为违所禀受。失本气于天,何能得久寿?”如果不吃不穿,“冻饿之人,安能久寿?且人之生也,以食为气……闭人之口,使之不食,则饿而不寿矣食气能不能使人寿而不死呢?也不能。王充认为:食阴阳之气、食百药之气都不能使人不死:“如谓阴阳之气,阴阳之气不能饱人。人或咽气,气满腹胀,不能餍饱。如谓百药之气,人或服药,食一合屑,吞数十丸,药力烈盛,胸中横毒,不能饱人。……服食药物除百病,令身轻气长,复其本性,”可以延年但不能不死。

王充以年寿命定的思想反对长生不死之说,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在神仙方术横行、不死之药满天飞的汉代独发此论,实在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之举。不过王充在某些方面也走得远了一些,比如,他在反对导引长生的同时,连导引健身也一起否定了。他本来想倒掉洗澡水,却连澡盆里的小孩也一起倒掉了:

“夫人之形,犹草木之体也。……案草木之生,动摇者伤而不畅,人之导引动摇形体者,何故寿而不死?夫血脉之藏于身也,犹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浊而不清;血脉之动,亦扰不安。不安,则犹人勤苦无聊也,安得能久生乎?”然而王充的思想中也有些自相矛盾之处:他一方面坚持年寿命定,似乎人们在客观规律(命)面前只能无所作为,顺其自然;但同时却又提出了三命三性之说,强调后天际遇的作用。所谓三命,即正命、随命、遭命;三性即正、随、遭。

王充说:正命就是禀气自得的吉凶祸福,不求自来;随命是指随行为善恶相应而来的吉凶福祸;遭命则是指行善得恶或行恶得善。所谓三性的正,是指人禀受五常之气;随,指随父母之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得之父母的遗传;遭则是指受气之时遭遇的种种因素。王充认为:由于随命和遭命的影响,也就使正命年寿表现出长短差异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后天行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由此出发完全可以引出与命定论相反的结论。

事实上,王充在讨论是否应该“有为”时,就已经偏离了他凡事命定的理论。他认为;天地虽然无为,但禀天地之气而生的人却不一定都会无为,因为人禀气不一,贤肖不等。贤者禀天气多,可以像天地那样自然无为;不肖者禀气薄少,就会不遵道德,事事有为。王充当然是主张命定、无为的,但他从遭、随的观点出发,却又主张虽然应该自然无为,“亦须有为辅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大,人不能为也。”所以王充主张胎教和教育,以免遭遇不良的命或性而妨碍正命的完成。

王充把身体坚强与否和寿命长短联系在一起,说明他看到了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在古代还是很少有人达到的。几乎所有的古代思想家都只是把形视为寄寓精、气、神之舍,只是从精、气、神的状态特别是气是否流畅、充盈、平衡与年寿的关系出发去考虑问题,而王充却意识到了肉体健康与年寿有直接联系,这的确有点难能可贵。由此作为研究起点,很容易得出增强机体健康就可以有助于延年益寿的科学结论。可惜的是王充只是把健康视为禀气渥或薄的结果,而不能—当然也不可能认识到运动与形体、健康的关系,从而使他在寿命问题上最终未能跳出宿命论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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